夏代考古——新砦文化.txt

 威尼斯网址     |      2019-05-03 1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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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代考古——新砦文化
 
夏代考古——新砦文化。 新砦遗址位于河南新密市刘寨镇东南,经过近年来的重新发掘,确认其主体文化遗存分为三期,其中,第二期遗存早于二里头文化晚于河南龙山文化,被命名为“新砦期”,以新砦第二期为代表的文化遗存被命名为新砦期文化或新砦文化。新砦文化目前看来主要分布在嵩山东南地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遗址是新砦遗址。
新砦遗址面积达七十万到一百万平方米,大体呈方形,新砦期遗址具有内外两重防御设施,即外边的城墙和护城河,内部的壕沟。在内壕圈占的部位已经发掘出一座大型的浅穴式建筑,可能是文献记载的“墠”之类的祭祀遗迹。此外,还发现了与二里头遗址绿松石龙首极为相似的龙形图案以及玉圭、玉琮等高规格遗物。新砦遗址位于嵩山东南,相传这里有“启母石”“夏启之居”等与夏启有关的传说,而新砦遗址又是新砦文化当中面积最大的遗址,文化内涵与二里头文化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因此,有学者把它视为探索夏代早期都邑的对象之一。
 
 
夏代考古——王城岗文化。 20世纪70年代,在河南登封告成镇王城岗发现了一座属于河南龙山文化时期的故城址,因附近不远处有一东周时期的城址,出土了刻有“阳城”陶文,联系文献记载,发掘者认为是禹都阳城所在地。不过,当时发掘出来的城堡面积只有一万多平方米,城内因遭后期破坏只留下一些奠基坑基址,没有见到宫殿之类的建筑,因而,遭到不少学者的质疑。2002年启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后,王城岗遗址再次被发掘,在原有小城的西北发现一处面积达三十多万平方米的大城,从年代上看,大城的年代稍晚于小城,经C14年代测定,大城的年代正好与夏代始年相符,于是,最近发掘者提出,小城为夏禹之父鲧所筑之城,大城才是禹都阳城。
王城岗遗址
 
 
夏文化探讨。 1996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洛阳皂角树遗址经浮选发现了谷、稻、麦、豆等粮食作物。特别是发现炭化小麦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世界。这是夏代遗址第一次出土小麦实物,它的发现再次使人们对夏代农业有了新的认识。
夏人主要活动地域是土壤肥沃、四季分明的伊洛河平原和晋南地区,从遗址出土的动植物材料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气候偏暖,水量充沛,适宜农业的发展。长期的农业生产经验,使夏人总结出一套与农业密切相关的天文历法,后被司马迁称为《夏小正》。与殷历和周历相比,夏历更方便于农事。
尽管当时的农业工具主要承袭以前的石、骨、蚌和木制工具,器类主要有铲、刀、镰等,但就种植的农作物种类来说,据《夏小正》言,正月“农纬厥耒”,三月“祈麦实”,五月初昏大火中,“种黍、菽、糜,时也”。
此外,二里头文化遗址还经常出土渔猎工具如鱼叉、网坠等,并伴随出土有牛、羊、猪、狗、鹿等动物遗骸,说明当时的人们还从事渔猎活动,饲养的家畜有猪、狗、鸡、马、牛、羊等。
关于车舆的发明,在文献中最主要的说法是夏代,《世本》和《吕氏春秋》都说夏代的“奚仲作车”,目前虽然没有见到二里头文化时期的车舆实物,但却见到了车辙痕迹,可见那时已经的确有了车。
关于青铜器的铸造,《墨子·耕柱》说“昔者夏后开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于昆吾”,所铸之鼎“三(四)足而方”,用之“祭于昆吾之虚”。《左传·宣公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枚,铸鼎象物”,后因“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越绝书》云:“夏人以铜为兵。”这些记载说明夏人铸造铜器之说已经流行于东周时期。
二里头文化乳钉纹爵
二里头陶器上的刻符
考古学研究证明,新砦期遗址即发现可能为铜流的铜器残片,此后,在二里头遗址发现了面积达万余平方米的铸铜遗址,内出有坩锅、铜渣、浇铸面等重要遗物,目前已经发现的铜器种类达十余种,计有鼎、爵、斝、盉、觚、戈、镞、钺之类的兵器以及其他青铜器,特别是铜爵需用复合范铸成,铸造工艺比较复杂,据电子探针测定其成分为含铜92%至98%,锡1%至7%,说明二里头文化已经拥有相当成熟的青铜铸造工艺,是同时代发展水平最高的青铜时代文化,已经跨进了青铜时代。
夏代有没有文字呢?先秦文献征引的《夏书》《夏训》《夏小正》应当有对夏人典册的保存,在与夏文化有关的遗址中,目前,在二里头遗址陶器上发现了数十例陶器上的刻符,在王城岗遗址也发现了这一时期的陶器刻符,有学者认为这些刻符很可能是早期文字,分别表现数字、植物、建筑和器具等,也有学者认为这些刻符与后来的甲骨文有渊源关系,分别释为“矢”“井”“皿”“丰”“来”等象形字。专家们的解释尽管见仁见智,但是,有的刻符十分接近于甲骨文的造型,不排除属于原始文字的可能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研究所所长 王巍
我们现在在二里头,还没有发现有文字的证据,当然,我们也有期待。因为,商代甲骨文已经是比较成熟的文字系统了,它绝不会是初始的阶段,在此之前,应该有一个产生发展的过程,所以我们期待有夏代文字的出土。
从考古学上探讨夏文化虽然取得不少成绩,然而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以上述三处遗址为例,二里头遗址文化内涵可分为四期,其中一期的上限不超过公元前1750年,只是接近夏代中晚期的年代,三期以后已经进入商代的年代范围,那么,二里头遗址究竟是夏都还是商都,学术界目前尚未得出定论。
新砦遗址目前仅揭露出大型祭祀遗迹,尚未发掘出宫殿基址和高规格墓葬,如论定为夏都尚有不少的工作要做。王城岗遗址,仅发掘出大城的城圈,城内的重要建筑尚未发现,而且小城面积如此之小,性质究竟是什么,学术界尚有不同的认识,如欲取得较为一致的看法必须做更多的田野工作。
总而言之,尽管从考古学上探索夏文化已经取得不少成就,但是,要彻底揭开夏文化和夏王朝的神秘面纱,尚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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